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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风雨兼程 自考生杨珍从印刷工到高级记者

发布时间:2006-06-05 08:59:04

 

采访耗时三小时,杨珍的谈兴一直很高,但坐姿泄露了秘密——如果不用胳膊撑住身体,他在椅子上就坐不住,让人敬佩,更让人揪心。

杨珍,男,生于1946年,18岁起当印刷工,年近35岁时参加自考,38岁考入《人民中国》杂志社当记者。病休前为编辑部主任、高级记者。当年坎坷的岁月里,是自考点亮他的人生,改变了他的命运,他也以身为自考生而自豪。

35岁开始自考

参加自考时,杨珍已年近35岁,在外文印刷厂当印刷工,是技术骨干,可他多么想上大学,当作家啊!

杨珍从小爱读书,爱思考,作文常得老师赞赏。高中毕业考大学,语文老师为他填报了北大中文系,老师也希望他能通过上大学实现作家梦。可高考结束后,他没等到录取通知书,命运安排他当了印刷工人。他的梦想,被那场浩劫断送了。

此后的十几年间,杨珍一直为自己上不了大学而遗憾。如果没有自考,他就只能抱憾终身了。自考出现后,他报考了中文专业,心里那个高兴哇,虽然像诗里写的,“青春被冻结了十年”,可他想:“减去冻结的十年,我还是年轻人!”

自考需要乐观的精神,更需要苦功夫。杨珍第一次考写作没过,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为啥?复刊不久的晚报组织了一次小小说征文,1.5万篇来稿中,评出了10篇获奖作品,他杨珍的文章位居其中,写作考试却没过?考中国古代文学史及作品选,他又没过,这次杨珍意识到,“以往的失败就在于轻敌哟”。回头苦学,学习笔记都记满两大本。文学史第二次考了82分。有人请教学习经验,杨珍抛出一句,什么时候觉得能给别人讲课,就可以了。

学得进去,又讲得出来,知识经过消化、吸收,成了真正的养分。学习到这种程度,毕业和文凭就像滋养充足的果实,压弯了枝头……

本科毕业论文,杨珍写的是《猪八戒与福斯塔夫形象之比较》。指导论文的刘景贤老师劝他:“你现在毕业拿学位要紧,求稳吧。”杨珍却是思潮翻涌,跃跃欲试。论文写好后,刘老师一读之下放心了。答辩前,一位老师说:“比较文学有美国派和法国派,我是法国派,我最反对你们美国派两个作品毫无关联却放在一起比较。”杨珍当时心头一紧。老师一笑:“不过,你写得真好!”

答辩时,4位老师提了二十几个问题,让他准备20分钟。杨珍说:“不必了,现在就可以开始。这二十几个问题可以合并为十一个问题回答……”几句开场白,听得答辩老师们眼睛一亮。答辩很顺利,组长陈老师说:“这个选题很难写,你写得很成功。”市自考办的两位老师听完答辩,懊悔得连连跺脚:中央电视台来采访,没安排拍这场。文章后来发表在文艺理论刊物《艺术界》上。

论文成绩得优,杨珍顺利毕业,取得了学位。通过自考,杨珍悟出一个道理,干什么都得踏踏实实。

38岁开当记者

1984年,杨珍自考中文大专毕业,38岁的他到《人民中国》杂志社参加考试。这是一家对外宣传刊物,又是面向单一国家的单一语文版本,主张文章从生活入手,以小见大,喜闻乐见。社领导说:“你写一篇街头见闻吧。”

无题作文,看似可以随意发挥,可对日常生活的观察,谋篇立意的思考,行文用语的表达,这些当记者应有的素质,都包含在里面了。杨珍用一小时又十五分钟的时间,写成一篇2200字的文章《亮点》交了上去。社领导一边读,一边乐,坐在对面的杨珍心里想:“看来差不多了。”

可笔试结束后,杨珍迟迟没接到面试通知。他后来才知道,对能否录用他,社里有不同意见。没有人说他的文章不好,可有人不看好他的年龄。38岁学当记者,还有提升空间吗?还有培养潜质吗?

社长和总编都很同情杨珍的经历,更赞叹他自强不息的劲头。面试过后,大家对杨珍的机智幽默又有了几分喜爱。全社大会上,社长拍板:不要再争他能不能来了,就是他了。

杨珍从此改行当记者,但心里绷了一根弦:“这里不少人是名牌大学毕业,我可不能给自考生丢脸抹黑。”

编辑部选题会上,杨珍提出了写写中国自学青年的精神,介绍自考制度的想法。自考数年,谁不是工作、家事、学习三不误,天天熬到深夜,生活没规律,饮食从简,睡眠严重不足?苦行僧式的“修行”,让自考文凭带有了几分悲壮色彩。杨珍想,把我们的亲身经历写出来,让人们了解一点我们的悲壮吧。

这篇文章是杨珍进社后放的第一炮,别人说,挺响。负责翻译的外国专家找总编理论,为什么不多给版面,这样的文章再长也没关系。国外反馈的读者意见卡中,有219封把这篇文章列为最喜欢读的文章。有的读者“对这些超越苦难,……,进行了带血的苦斗的中国青年,表示深深的敬意。”

38岁的记者新兵打响了第一炮,杨珍心里有了底儿:别人能做到的,自考生也一样能行。

60岁笔耕不辍

“没上过大学,但在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获得本科学历,并颇以此自豪。”这是杨珍的一篇文章入选外文局《对外传播文选》后,写在作者简介中的一段。自考,让他取得文凭,学到知识,也提升了他的能力,这种能力更让他得到了别人的尊重!但自考,也让他养成了拼命三郎的作风,长期超负荷工作,疾病开始向他袭来。

《人民中国》作为对外宣传刊物,文章要促进中外文化交流,要树立社会主义中国的国际形象,要促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增进友谊。杨珍跑图书馆查资料,采访相关人士,写出了一批背景清楚,材料扎实,读起来又很轻松的文章。翻译部的外国专家常对新来的记者说,学写文章,就多读杨珍的,信息量大,用词幽默,读者爱看。

“特辑”是杂志的重头,着力报道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及取得的成果、社会生活等。针对性强,受到读者普遍重视,“从这里看到了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一年的12次“特辑”,杨珍每年要写三四次。有时总编甚至说,下个月“特辑”是你的,选题内容自定。

对外宣传涉及政治、经济、法律、文化、体育等方面,内容十分广泛,杨珍要求自己做杂家。他和同事合作写《中国文化探源》,全面介绍我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得到好评,最后结集出版。每年正月他写的生肖趣话也得到不少读者的赞赏,在网上发表后,常被十多家网站转贴。

杨珍被提拔为编辑部副主任、主任后,时逢一批老编辑退休,年轻人还没有补充上来。杨珍只好一边当“运动员”跑采编一线,一边当“教练”带新人,白天搞日常管理,晚上写稿子,还要筹划杂志每年的改版、创新,心力损耗很大。出国考察,一些老朋友说他:“杨先生瘦了,杂志好看了,你耗的心力我们看到了。”

在这种情形下,杨珍仍写成6000多字的《中国的微笑》,这篇文章获外文局年度对外宣传一等奖。

1999年,杨珍所在编辑部业务成绩喜人,在外文局对外宣传表彰会上,社里十几个编辑,几乎人人获奖,数量等级均居前列。编辑部还获先进集体称号。杨珍却累成了稻草人,吃不下饭,浑身无力,体重从136斤直降到120斤,上班不敢挤公交车,骑车十几分钟的路程要走二十多分钟,他甚至连三楼的家也爬不上去,2000年确诊为尿毒症。他坚持工作到2001年12月5日,突然发现自己只能看清二号字大的标题。社领导当即下令:回家休养,不准再看稿了。后来,杨珍做了肾移植手术,两年后又患膀胱癌、肾盂癌。仅去年一年,大大小小的手术做了6次。

身体状况稍有好转,杨珍就又闲不住了。杂志社要编辑创刊50周年纪念刊,需要一篇关于庄则栋的文章,谁去写呢?编辑部精于体育报道的还属他,于是又请杨珍出山。好在只是千把字的文章,杨珍如期交稿。庄则栋看了文章后称赞说:你真懂行。这篇《繁华落尽归于平淡》的文章署名绿杨。

绿杨,自考出身的杨珍多像一棵郁郁葱葱的绿杨——坚忍不拔,傲然挺立,扎深根于泥土,汲取大地之精华;舒枝叶于人间,焕发生命之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