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历史最悠久的海德堡大学。中国留学生莫海力急匆匆穿过校园用石子铺就的甬道，去图书馆参加一个社团的辩论活动。这位曾参加第二届全国大专辩论会的中国学生之所以选择海德堡大学的哲学专业，有特别的原因：历史上，这显然是名家雄辩的园囿。

同一天，上海教育电视台演播大厅里，一个故事在接近尾声时达到高潮：闪烁的灯光、挥舞的鲜花、含蓄的微笑、如潮的掌声，还有景泰蓝的奖杯和拥抱，握手——历时一周的第八届中国名校大学生电视辩论赛以西南政法大学的胜出而落下帷幕。

“现在的辩论赛在走向浮躁。”已是湖南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的郭宇宽说，这位第四届国际大专辩论会冠军队成员讲这话的时候，四平路１０００多米长路段上的醒目跨街横幅已经被收起，其中一幅上是复旦大学已故老校长谢希德的名言，“辩论赛的胜利是读书的胜利。”一位参赛辩手说，“辩论赛的功利性越来越强了，攻击、讥讽、嘲笑对方，甚至怒责以显示其势汹汹，已经失去了读书人的儒雅风度。”

反思流弊

追求表演性无可厚非，但表演并不等同于华丽词藻堆砌、语言陷阱密布和煽情效果，辩论赛因此而文化品质下降，并因为学士风度的走失而令人困惑

“任何事情都要经过千锤百炼才能慢慢形成自己的风格特点，才能变得更成熟，辩论赛也一样，它形成了自己的特殊风格——倾听对方说话，通过论理、比较，双方共同构建真理的完整性。”连续主办了八届中国名校辩论赛的上海教育电视台副台长汪天云说。

如果说辩论的最大魅力在于让我们学会倾听另一种声音：一种不同于自己观念的声音，一种站在其他视角观察并反对的声音，一种针对“真理在我手中”信条的诘问的声音。这样的魅力在辩论赛上体现得尤其明显——每一届电视辩论赛本身也都会招致同样鼎沸的批评的声音。１１月２５日，在初赛第一场比赛结束后，一位观摩了整场比赛的教练对记者说，热闹了十年的大学生电视辩论赛，本身也已经到了恭谦平和倾听反思和批判的声音的时刻。最后他补充：刻不容缓。

十年前复旦大学辩论队在新加坡可谓一夜成名，时至今日，《狮城舌战》仍被不少辩论爱好者奉为圭臬，而事实上，今天的诸多批评之辞和“新加坡模式相关”。

哈工大团委书记吴松全说，今天的辩论赛已经越来越追求其表演性。树立自我良好形象和赢取观众乃至评委理解固然不可一概否定，但关键是应当主要靠辩手的内在气质、辩词的内在价值呢，还是应当采用外在的宣传和煽情性表演？有时让人颇为费解：是朗诵还是辩论？是表演还是表达？

更多的时候，辩手们在辩论中违背基本逻辑，使用孤证、大众证明、循环论证等方法，这就更为可怕。有的不正面阐述自己的观点，也不正面回答或者反驳对方的问题。

这不仅是近年比赛功利主义的目的导致，也在一定意义上透视了社会风气和治学风气。

当辩论少了追求真谛的锋芒，多了人为斧凿的技巧，少了先忧后乐的使命感，多了卖弄学问的书卷气，辩手们，又做何感想呢？

质疑公正

当辩手力图用清新的空气吹去浮躁的学术尘埃时，他们可能会成了辩赛的牺牲品，这种不乏黑色幽默的结局，让人质疑竞赛的公正性，而此种导向很可能误人子弟

一场很难用极为简单清晰的脉络标准衡量胜负的比赛一定会有异议，辩论赛的评判更是这样，因为这是“见仁见智的评判”。

一位参加名校辩论赛的高校领导说，我们本不想再参加全国范围的辩论赛的，因为作为地处偏远地区的高校，几次参赛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当我们期望用自身的努力影响辩论风气，我们总是辩赛牺牲品。他甚至戏言，中央电视台主办的任何辩赛，我们都不会参加，除非可以现场打分，当场公布。此外，他还有一个附加条件，某教授不能担任评委。

其实，质疑评委的公正性几乎在每届辩论赛都有激烈反应。

２００１年的第三届全国大专辩论会后，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张天任、陈文炯、赵琪昊三人，因质疑自己的知情权遭到侵犯，将中央电视台和北京市公证处起诉到法院。他们认为：央视没有履行评判公开的承诺，拒绝公开评委的评分，侵犯了他们作为参赛队员应有的知情权。 

中国政法大学辩论队是在半决赛输掉“胜券在握”的比赛的，而且比分差距极大。一场“从初赛到半决赛发挥最正常、战术最成功、贯彻教练意图最好的比赛”，却以“令人惊讶”的大比分输掉，政法大学的几个辩手不能接受。政法大学的教师王涌曾经多次担任政法大学辩论队教练，他的理解和队员一样，“这场比赛一结束，我从心里就觉得赢了，听到结果时的第一感觉是评委的评分出了问题”。尽管公开评委评分曾是中央电视台在赛前公开承诺的内容，但辩手们的查分要求没有得到认同。正是评分不公开、赛前对几个重要规则临时更改和意外地大比分输掉比赛，使张天任对大专辩论赛的公正性开始产生质疑，再加上无法通过查分来弄清事实真相，辩手们以个人名义将中央电视台和北京市公证处告到了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但他们未能如愿，北京市朝阳区法院没有受理他们的诉讼请求。

“我们的出发点首先是质疑游戏规则的合理性。这么大的全国性的比赛，为什么不可以当场公开分数呢？为什么赛后还不能公开呢？作为辩论的热爱者，我们希望通过一场诉讼来提醒央视注意规则的合理性，希望今后的比赛里，能把这些不合理的规则改掉。”得知消息后，三位辩手对记者说。

复旦大学的俞吾金教授在接受本刊专访时也指出，评委的公正性问题的确也是目前辩赛存在的问题，有的评委是某方面的专家，但并不懂辩论。

话语陷阱

辩论的题目具有两难的特征：任何一方的立场都不能完全成立，都有不尽完善之处。因而，双方所维护的是不同的理想价值。辩手在明知自己观点有缺陷的情况下还要为取得胜利而修补旗帜，自己也会感到乏味和伤感，这是辩证法的胜利，还是锦标主义的疯狂

１１月２６日，对于香港浸会大学新闻专业二年级学生吕文汇来说，是个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他拎着硕大的行李走出天益宾馆返回香港。作为二年级的学生，他的功课压力很大，其实这一天，初赛阶段的比赛还没结束。只是，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大学生普通话辩论赛冠军队，香港浸会大学因为初赛的“出局”而只能做好观众。

这个“自然主义”风格的辩论队“中坚”依然是温文尔雅，尽管开赛落败，他们赢得了更多的尊重，因为他们的说理式辩论尽管过于平实，却正是大陆高校辩论所普遍缺乏的。

而数度与辩论赛亲密接触的周国平教授，却从辩论的目的阐述着辩论的意义。  “如果辩论的目的是要对争议中的问题寻求一个合理的解决，那么，辩论者的心态也不应该是惟胜负是问。其实，无论正方还是反方，只要抱着一决胜负的气概踏上战场，就不仅会表现出坏风度，而且会施展出坏辩术，因为他就会誓死捍卫自己这一方的观点，非把它推至极端而成为明显的谬误不肯罢休。事实上，那些引起广泛争论的辩题多半具有两难的特征，任何一方的立场都不能完全成立，追究起来，一切重要争论都源于价值观的分歧，双方所维护的都是某一种不容忽视的正面价值。在多数情况下，往往是一方要维护某种理想主义价值，另一方要维护某种比较可行的实用性价值，也有的时候，双方所维护的是不同的理想价值，透底地说，价值无争论，只有选择。辩论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两种正面价值形成了冲突，因此辩论的真正使命不是在两者之间一决胜负，而是寻求对两者最大限度兼顾的最佳方案。”

俞吾金教授认为，“辩论赛在一段时间之后，出现了过于讲究辞藻的华丽，对辩时避实就虚等等问题，大家探索一些新的规则来进行限制，比如提问后指定队员必须回答等等。这种模式的探索本身是有益的，但是对简单的电视辩论赛设置这么多规则，反而会束缚了辩手的发挥。我觉得规则太多，零碎、繁琐，条条框框影响学生想象力的发挥，我觉得还是让他们多一点自由空间比较好。”

媒体困局

电视辩论更像一场婚姻，辩手因电视而扬名天下，电视因辩论赛而吸引观众和广告商的眼球，联姻双方要警惕的是：不要制造肥皂剧

在“百舸争流”的媒体时代，做一个好节目难，做一项好活动更难，连续做相同的活动尤其难。作为国内两大常规高校辩论赛的主办方，中央电视台和上海教育电视台有着不小的苦衷。单单约请评委、改进规则、征求意见、拿出辩题、邀请学校，就是一项浩繁的系统工程。

余秋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既然是电视辩论，既然要追求即兴感和现场交锋，或多或少还是要一点表演性，但这种表演要是自然出来的，而不是事先准备的，不要为了表演而表演，不要纯粹地低层次地玩弄手势或背诵功能的提线木偶式的表演，而是要通过辩论的内容和激烈度自然迸发。”

对于表演的理解，一位老辩手说出了他的理解，“在辩论赛制的更新过程中，有一种意见值得注意，那就是强凋完全的临时性，即预先不告知辩题，一切以抽签为准。但辩论赛说到底是一种表演，是表演就要有观众，那么对于观众而言，看比赛无非就是两个目的，一是增长见识，二是获得美感。而辩手的知识储备必然是有限的，在此种模式之下，很容易对所涉辩题知识甚少甚至一无所知，这个时候辩论恐怕完全就是口舌之争、技巧之辩，对观众而言，增长见识无从谈起，获得美感恐怕亦难以保证。所以，辩论赛一定要防止‘背’，但是要提倡在‘备’的基础上灵活运用。因为有思想没碰撞还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思想的瞎碰撞，那恐怕与吵架无异。”  电视辩论的发展与更新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赛制的发展与更新。

对于给辩论赛的尖锐批评，俞吾金教授向记者解释说，“辩论本身可以分两类，一类是实用性的，比如运用在我们生活中的法律诉讼、商业谈判、议会辩论、博士答辩、求职面试等等；另一类是娱乐性的，就像电视辩论赛，它的特点是：立场由抽签决定，不为真理辩论，带有一定表演性，本身就是电视节目的一种，因此不应对娱乐性辩论强加批评。我对电视辩论赛是持肯定态度的，它对大学之间的交流，对学生之间的沟通，对促进整个社会对环境、科技等问题的关注都是有好处的。我们不应该因噎废食，辩论赛还是属于一种高雅活动，足球流氓这么多，我们也没有取消足球比赛，那我们有什么必要取消辩论赛这样的文化生活呢？这是一种积极的活动，这样的电视节目我也觉得比才富大考场要有意思得多，它考的是人的临场应对能力，锻炼思维能力、反应能力，也为实用性的辩论创造了条件。”

诗人尼采曾经狂热地追求他心中那“快乐的智慧”，今天的我们仍然不能缺少这种追求，只是，我们需要更健全的理智，更丰富的知识，更执著的热情。在一个空前制度化、结构化的文明社会，保持“游戏”的心态尤其珍贵。

辩手结局

辩士已不再是一个职业，但当更多的辩手从走入传媒开始职业之路时，更多青年人应当清楚：辩论是辩论，生活是生活

“我曾经的理想是做职业经理人。”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主持人路一鸣说，信息管理专业本科、系统工程专业硕士、企业管理专业博士的专业结构，为他的“职业经理人”之路铺垫着基础，但他最终选择了媒体，在夺得“第四届国际华语大专辩论会”的冠军后。

“电视传媒开阔了我的视野和思路，我想我更适合现在的工作。”路一鸣很看中节目的定位，“我现在的两档节目都是谈话类节目，《商界名家》和《对话》，我所对话的一批最聪明的头脑，这样的挑战时时诱惑着我。”对于将来的职业远景，他坦率地说：“我想，我会一直做下去。”

在路一鸣选择媒体行业的时候，他的两位队友也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电视传媒，尽管他们的专业背景同样是工科。“我照镜子从来没发现自己像个主持人，甚至不像个电视工作者。”尽管这样的话常挂在嘴边，但郭宇宽在湖南电视台《新青年》栏目里做得有声有色。因为在２００１年竞争湖北卫视年薪５０万元聘请的主持人一职而弄得业内皆知的樊登后来加盟了中央电视台的《十二演播室》，如今已经“接班”崔永元，担纲《再说实话》的主持人——这一介于谈话和纪实风格之间的节目将延续《实话实说》中没有说完的故事。

当我们追溯近十年“辩坛好手”的职业之路时，我们不得不在电视传媒一栏上写下更多的名字：中央电视台的姜丰、沈冰、马卫民、况皓、撒贝宁，湖南卫视的何炅，东方电视台的何小兰……

如果再加上供职于平面媒体的辩手，这个排列的长度又要增加一倍。

但是辩论也并非是所有的辩手们择业的首要砝码，不少人选择了自己的专业和最大的爱好：蒋昌建如愿做了老师，严嘉、季翔做了律师，林正疆集教师和律师为一身，王慰卿投身公务员，马朝旭当了外交官。还有不少人选择了留学海外：王惠、顾凌云、周玄毅。更出挑的王文华写出了《蛋白质女孩》。

莫海力要时时感受辩论的魅力，所以他选择了海德堡大学，选择了哲学专业，但更多的青年清楚：辩论是辩论，生活是生活。

有人给辩手的职业之路敲了预警，“辩手们参加工作后，辩论对他们有不利的影响，辩手们总是习惯在辩论中抓对方漏洞，虽然逻辑框架很严密，但棱角太锋利了，爱挑别人毛病，因此在工作中容易留下遗憾。”新民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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