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的出路,以及我国经济的未来前景,关键并不在于实体经济部门本身制度安排的转制,却在于我国金融体系的生长、发育、演进和发展。这也就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三步
自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内部的经济制度结构安排的演进与变革,已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中国改革的第一步,是农村改革。这一步,历时比较短,但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改革的第二步,是国企转制,也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暴露出了不少问题,如工人下岗增加,不少国企亏损等。如何解决呢?看来,单就企业存量资产上搞产权转制,是个理论和实践的误区。我们不能仅从既有企业产权结构的静态安排上来做文章,而应从企业融资结构和治理结构相互关联的动态演进中来寻找出路。换句话说,国企改革的出路,以及我国经济的未来前景,关键并不在于实体经济部门本身制度安排的转变,却在于我国金融体系的生长、发育、演进和发展。这也就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三步。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能否持续,能否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发动机,均与中国经济改革的这第三步将如何走密切相关。
当下中国金融体系的主要问题,直观看来,似可以拆解两个密切相连的主要构成部分:其一是证券市场的型构和发育,其二是现有的银行制度结构安排的改革。
首先,从证券市场的型构和发育来说,主要的问题并不在于证券市场的规模大小、行情涨落,以及如何规范其内部机制的运作,而在于它与实体经济部门的关联,即是否我国证券业市场能为制造业、公共行业和其它服务行业的发展,尤其是民营企业的成长,真正融资"输血"。在现代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中,银行、证券市场和金融体系,恰似整个经济肌体的心脏和血液循环系统。实体经济部门的变化,自然应在股市行情上反映出来。而股市行情的涨落,又直接影响到实体部门运作。然而,我国股市却似乎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与此同时,股市价格的涨落,对实体部门的经济运作不怎么发生影响。
再看我们的银行系统。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二十余年经济改革中的中国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靠我们的银行系统来支撑的,而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的种种问题,也自然汇集和积累在我们的银行体系之中。而体制转型期中出现的制度失衡,使我们的国有银行内部,也匮乏有效的游戏规则和规制机制,来制衡银行"内部控制人"的"利益最大化行为"。
最近,复旦大学出版了世界著名经济学家泰勒尔(JeanTirole)的《银行监管》一书。在这本书的"中文版序"中,这位名满世界的美国MIT的大教授一上来就指出,在过去20余年中,渐进式改革是中国取得卓著经济增长的关键,但中国当下新发展阶段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则是金融改革,其中,银行的审慎监管,尤为突出。泰勒尔的这一见解,正切要害。在我们的银行体制进一步改革和变迁中,如何加强银行监管,谁来监管,来监管谁,自然就成了当下我国整个金融体系生长、发展和完善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尽管如此,我们并不怀疑,恐怕世界上善意的经济学家和实业界人士也很少会怀疑,在当下入世后的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能在未来经济发展和制度演进中,缓和、化解和消除这些问题。中国社会内部的市场秩序和种种制度约束规则在变迁和演进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也会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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